回望故乡

作者:唐炳超  来源:南充日报  2019-01-03

◎唐炳超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仪陇从1984年评定为贫困县,到2018年摆脱贫困,迈过34年的时间跨度,经过一茬接一茬的不懈努力, 故乡人民终于用勤劳和智慧在古蜀道上描绘出壮丽的画卷, 让贫穷成为历史,让梦想照进了现实。

  2018年8月17日,对我的故乡四川省仪陇县来说,注定是一个史诗般的日子。

  那天傍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传来一个天大的喜讯:四川仪陇脱贫!在海南的家中听到这条消息时我欣喜若狂,幸福的暖流顿时溢满全身。我转身从书房走向客厅,急切地想看看这条新闻的详细内容。著名播音员李梓萌正满脸笑意地播送着新闻背景,那是一篇全国第二批40个县脱贫的综合性新闻,四川仪陇作为范例被列举出来,可见仪陇脱贫在全国具有独特的典型意义。

  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走向阳台,面向北方,遥望故乡……

  时光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

  1983年冬天,新上任的仪陇县委书记陪同当时的南充地委领导到二龙乡考察,为了真实了解民情,中午他们就在一家农户吃饭。午饭的主食是红苕萝卜,这不稀奇,那种饭在那时的农家十分普遍。可让县委书记着急的是,一家五口人打死也不与他们同桌。最后,那家主人才吞吞吐吐说出原委:全家五口人仅有四只碗。

  他开始不信,后来找到村干部了解情况后,他信了。

  两天时间的考察,县委书记的心情很沉重,或许是第一次那么深刻地感受到了“父母官”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接连三天的县委常委会让每位常委们如坐针毡,冷峻的客观现实毫不含糊地告诉大家:全县人民依然处于贫困线之下。

  会议毫无悬念形成决议: 认穷!认穷就是对全县九十万人民负责!自此,常委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丢下面子去四处扬“家丑”,去实事求是地向上级反应仪陇的实际情况。

  1983年底,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对仪陇展开全面调查,1984年, 国家正式将仪陇定为全国贫困县、 全国革命老区贫困县之一。

  戴上贫困帽子就是为了摘掉帽子, 那是大山铸就的山民们最本色的念想。但残酷的现实却让县委、县政府的决策者们万分焦虑:传统农业大县,90多万人口,山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3%, 几乎没有任何森林资源和地下矿藏。1971年至1985年,一家石油部门在县城西面的白塘嘴勘探了两口油井, 然而最终的结论是油井无油可采, 所提取的天然气仅够几十个人的伙食团煮饭用。工业规模更让人寒心,全县仅有的几个家庭作坊式的小厂,早已入不敷出,难以为继。

  贫困,塞满了我对故乡的记忆。路的艰辛, 唐代大诗人李白一千多年前就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就我当时了解的情况,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县仅有60公里公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离开故乡之前,全县没有一条柏油路;不说工业用电,照明用电也难以保障;对水的记忆,我相信对那个时代的每个仪陇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全县仅有5条小溪河,县城就“悬挂” 在海拔660米的金城山上,一遇天旱,要满足起码的生活用水,就得到山脚下的潘家河去肩挑背磨。后来,为了缓解仪陇的用水难问题, 毗邻的紧靠嘉陵江的南部县新政镇被划归仪陇, 再后来仪陇县城又由金城镇迁移至新政镇。

  单就水、电、路来说,那已是制约全县经济发展的极限条件。 仪陇要建厂办企业,依靠自身的条件几乎是“天方夜谭”,最基本的水、电、路不具备,更重要的是距离中心城市较远、 信息闭塞、人才奇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仪陇县委经过多次讨论, 从本是赤字的财政中挤出20多万元筹建了丝绸厂, 接着又相继办起了农药厂、纸厂、玻璃厂。

  套用现在的一句话来形容: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仅仅两年时间, 除了丝绸厂还在那条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老牛拉破车一样艰难爬行外,农药厂、纸厂、玻璃厂相继关门。

  工业几近一张白纸, 传统的农业模式已成定势, 按原来的套路再往前走,明摆着就是一条死胡同。

  路在何方?

  1984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 国家开始鼓励贫困地区搞劳务输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珠三角地区率先开放和建立经济特区,吸引了大批民工。而从各种渠道传来消息,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城市的开发建设正蓄势待发。

  一个变革的时代, 富有成效的行动, 总是出自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实践者。仪陇县委、县政府的决策者们看到了契机, 经过多次讨论后形成决议: 在全县范围内展开有领导、有组织、有规模的劳务输出。

  从田野到家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自耕自作是故乡人民的全部历史。等待了几千年,在大山的重重围困中,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

  最深刻的记忆, 是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 我在仪陇县广播电视局任编辑, 有幸见证了故乡人民与贫困抗争的艰难起步。1991年,县委宣传部安排我撰写 “全国革命老区电视系列专题片仪陇篇” 的电视脚本,而当时,20多万故乡的山民们正历史性地走出大山, 全县范围内的劳务输出如火如荼。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我为专题片定名为《波翻浪涌入海流》,灵感来源于一个夏日的黄昏, 我站在县城后面的金城山上鸟瞰四周, 视野里连绵起伏的群山犹如波涛汹涌的浪潮迎面扑来,颇有“苍山如海”的意蕴。脚本很快获得通过, 之后不久的1992年我南下海南,一走就是26年。后来听说,由于经费问题该片最终未能付诸拍摄, 但那一段故乡人民与贫困抗争的史实却完整地保存在我的记忆深处……

  三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一群疲惫不堪的乡下人在霓虹灯下毫无目的地徘徊、踟躇。他们穿着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青丹布衣裤,白底黑帮的南方乡村布鞋,黑黢黢的大花被盖扛在肩上。

  这是到达首都的第一批仪陇人,领头的是二龙乡的退伍兵林一贵。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得知一个信息,北京搞建筑正要人。要人,仪陇有的是,于是他顺便吆喝了一声,周围十几个村的几百名老乡,一听说要去北京赚大钱,二话没说就跟他走了。

  然而刚到北京不过两天时间,他们就被城市的喧嚣搅得晕头转向。七天过去了,带的钱已全部花光,已有三天没吃饱饭。他们东碰西撞,终于找到一家建筑队。林一贵找到包工头说情,能不能打点短工?那个包工头打量了一会他和他的兄弟们说:“北京吃这碗饭的特多, 在这里干活管饭,但暂不给钱!”

  他们干了。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碗饭吃就已经是很温暖了。

  几乎与此同时,1500名仪陇人来到北京郊区的大安山、 木城涧煤矿。这里是燕山山脉,蜿蜒起伏的山峦与仪陇的山峰不差上下, 不同的是, 这里的山有丰富的煤矿资源,而仪陇的山则是“山大无柴烧”。

  车到这里已是半夜,第二天醒来才知道与故乡已远隔万水千山了。使他们真正感到惊恐的是第三天,300多人被缆车送到千米之下的矿井,四周一团漆黑, 大家一下感到窒息,没见过世面的300汉子在矿井下孩子般集体哭泣,说什么也要打道回府。

  林一贵不得不向仪陇县委、县政府写信求助, 他们很快收到回信,信中说:有全县九十多万人民做你们的后盾,先站稳脚跟,再想办法另立门户。同时寄来的还有县委从一分一厘的办公经费中抠出来的两千块钱,时隔不久,又派出一位由副书记组成的工作组赶到北京,做思想工作,协调各种关系,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情况基本稳定下来, 一个月之后,那位包工头发现,这群仪陇人很厚道,成天只干活不问钱,这样老实的人打着灯笼火把也难找。这次轮着他着急了,生怕这伙仪陇人打着铺盖卷儿走人,立马决定,从下月起补发工资。

  消息传到仪陇, 乡亲们奔走相告。首都北京,那是大山里的人祖祖辈辈在梦中才能见到的地方。 如今,仪陇人不但在那里扎了根, 还能赚大钱,祖宗八辈儿也没见过的事。不到一年时间,10多万仪陇人相继在北京成百上千个建筑工地上找到活干, 工地上响起了仪陇特有的山歌号子。

  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一年时间不到的1987年初,北京大剂量压缩基建项目, 部分工程停工,10多万人一下子进退维谷。

  消息不胫而走, 传到了在北京工作的仪陇籍老干部的耳朵里。

  没隔多久, 在仪陇人承包工程的工地上, 这里的北京人发现了一个秘密———每逢星期天, 一辆轿车就送来一位个子不高的胖老头, 身边还带着警卫。没隔几天又来了一位老头,瘦瘦高高的,头发一丝不乱,杵一根拐杖,也有轿车和警卫。 紧接着又来了一位中年人,穿着很讲究,颇有学者风范。一天下午, 这位中年人还给仪陇人送来一大桶红烧肉。

  这些人一钻进仪陇人住的工棚里,很久都不出来,北京人很费解。毕竟, 工棚逼仄,30人挤在2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 可里面却不时传来阵阵欢笑声。后来打听到了,那三人都是仪陇籍在京干部。

  共和国不会忘记, 这块贫瘠的土地曾经流淌着涓涓不断的红色血液,这里走出了朱德总司令和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由徐向前、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曾经在这里浴血奋战三年之久,3万多仪陇儿女参加革命, 其中5700名青壮年随红军北上抗日,仪陇人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1986年12月3日,四川省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仪陇举行。

  那几天仪陇就像过节一样热闹,县城至朱总司令诞生地马鞍沿途贴满了标语站满了人, 仪陇以最高规格的礼仪来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 老将军魏传统拉着县委领导的手, 动情地说:1928年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在仪陇养了一个月, 我这条命是仪陇人给的。 但人们很快看见了另外一种场景,仪陇贫困的现状让他们揪心不已。不少参会领导主动提出与仪陇建立“对口支援”关系,签署了30多万元的合同,无偿支援项目10多个。有的还现场解囊捐款办教育, 一位老红军回京后立马寄来1000元存款,点名要为朱总司令曾任过教的金城小学的娃娃们买书包。

  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 仪陇籍老干部给仪陇民工讲得最多的是战争年代的故事, 鼓励大家一定要发扬老区精神,克服困难。仪陇籍老干部杨国宇说,五十年前,我离家参加革命,一是对共产党的信仰, 再就是要立志改变穷苦的生活。现在我们国家好了,穷是暂时的,穷则思变嘛。

  也许是血脉传承, 也许是历史延续, 一个个战争年代的故事再次点燃仪陇人心中的希望之火。什么苦都吃,什么活都干,干不了大的干小的,建不了新的建旧的。 一年时间,10多万建筑大军不但稳定下来, 而且站稳了脚跟, 所承包的七大工程被评为全优工程。在两个煤矿挖煤的仪陇人,年总工资达到160万元, 人均年收入3729元。其中,担任副队长2人,班组长72人,技术性很强的放炮工290人。北京建筑部门在工作总结中这样评价:仪陇10多万建筑工人的思想素质、组织纪律过硬, 工程质量最好、 最正规。1987年初,大安山、木城涧煤矿两位矿长专程千里迢迢赶来仪陇, 特意为县委、县政府送来了一面大红锦旗。

  而活跃在成都、西安等建筑工地上的几万名仪陇人也不负众望,从他们粗糙的双手中筑垒起来的所有建筑均成为行业样板,让业内人士惊叹不已。

  当年《人民日报》等媒体纷纷报道了仪陇劳务输出的事迹, 对全县敢为人先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1987年《南充日报》头版刊登长篇消息《汇款单上的新闻》,列出的事实令人振奋:仪陇全县1987年劳务输出汇款达900多万元。就当时来讲,那是一笔不菲的数字。

  寄回的一笔笔汇款, 像久旱的甘霖一样润泽着这块干涸的土地。 更重要的是,另一种“才”也被抱回来了,这是一种悄然而至的观念更新和精神回归。富了不忘乡亲,富了初心不改,三蛟乡建筑队两年时间为全乡办了12件实事, 其中最动人的是资助全乡孩子免费上学; 檬桠乡一位农民富了后捐资一万元,为家乡建了一所学校;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 把自己用来建房的一千多元捐出来为敬老院安装了电灯……

  离别了土地又供奉着土地, 离开了家乡又怀抱着家乡, 外面的世界刷新了过去古老农村的表情, 灵魂深处不再浸润着穷山恶水的色彩。 一切都在证明,他们已不是终其一生的“麦田守望者”。

  劳务输出使那块板结的土地开始生动起来, 办工业的欲望再次被催生复活。 那时正流行一句口号: 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一个县级行政区没有工业,谈何脱贫?

  1986年初,一位李姓农民建议在仪陇开办麻纺厂。 县上立马组织人员进行走访调查,1986年底麻纺厂正式建厂。同年,浙江几位农民来仪陇考察后提出办黄酒厂的建议, 县有关部门多次去浙江、江苏考察,寻求帮助,黄酒厂建厂一年多时间, 产品就获得四川省旅游产品金奖。 而纸厂和农药厂停产后, 五名留守人员自己动手修建了80多平方米的厂房,在旧厂的基础上办起了羽绒厂和涂料厂, 不但自给自足,还盈了利。

  一直被认为是“天方夜谭”的全县工业终于透出一抹曙色。 之后的两年时间,全县又先后办起了肉联厂、棉籽厂、纺织厂。1988年,全县30多家企业打破铁饭碗,实行招标制。而在风雨路上艰难爬行的仪陇丝绸厂也传来喜讯,该厂10年时间生产生丝800余吨,外贸出口500吨,创汇800万元。1987年上级有关部门决定投资1100多万元扩建仪陇丝绸厂,为了便于出口,决定将仪陇丝绸厂更名为中国四川工贸公司仪陇丝绸厂。这个秦巴山区的“小不点儿”终于从古蜀道出发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1989年10月, 我应邀为改革开放报告文学集撰稿,5月,我深入中国四川工贸公司仪陇丝绸厂采访, 耳闻目睹了这家故乡小厂的艰辛历程,至今也没忘记厂长给我讲的那些故事:厂子招收的农民合同工全是从土地上走出来的蚕农后代, 为了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得以生存, 她们为厂子付出了许多许多。后来,我撰写了报告文学《缠绕在古蜀道的“丝绸之路”》,发表在《中国潮》报告文学集首篇上。

  那篇文章的结尾我这样写道:全国贫困县之一的仪陇县仪陇丝绸厂的农民合同工,她们穷,正是穷孕育出了一种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可贵精神,这种精神谓之为“蚕茧精神”。我坚信, 不管她们今后的命运如何,经过无数次风雨洗涤的 “丝绸之花”终将化茧成蝶!

  ……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

  站在海南家中十楼的阳台, 我看到了大自然中最美的风景, 这风景不是海阔天空,落日长天,而是远方故乡的美丽疏影。我似乎看到,嘉陵江畔的仪陇新城高楼林立; 绿意盎然的乡村山花烂漫;金城山上橙黄橘绿;琳琅山下游人如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1984年评定为贫困县, 到2018年摆脱贫困, 迈过34年的时间跨度,经过一茬接一茬的不懈努力, 故乡人民终于用勤劳和智慧在古蜀道上描绘出一幅又一幅壮丽的画卷, 让贫穷成为历史, 让千百年来伴随大山沉睡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祝福故乡!

  (本文作者系仪陇人、供职于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海南中心,现居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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