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统筹军事建设与经济发展布局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统筹决策和组织实施了一系列优化军事建设布局与经济发展布局的实践活动,为有效提升国家备战能力、经济实力夯实了根基。

  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处理布局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总体来看,军事建设布局是着眼服务军事需求,以战斗力要素和军事资源为主要内容进行的战斗力布局。区域经济发展布局,是关注经济发展需要,以区域为载体,以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为主要内容进行的生产力布局。妥善处理两个布局,关键要在抓住主要矛盾重点布局、优先建设的基础上,统筹兼顾与平衡协调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生产力和战斗力的关系。毛泽东在指导和决策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在统筹国家安全和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布局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国情突出的一面就是发展的极端贫穷落后和不平衡。据统计,1949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仅为140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尚不及当时整个亚洲人均国民收入的2/3。毛泽东后来进行了形象而深刻的总结,指出:“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基于此,把有限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统筹处理战斗力、生产力布局,发动一切力量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国家全面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解决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对矛盾,突出体现了统筹兼顾的战略思想。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关于国民经济布局问题上,他又创造性提出“综合平衡”的思想,多次强调在整个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

  同时,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布局思想应用到妥善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中。他多次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强调,考虑国防军工生产和建设的具体项目,要有长远目标。最主要的是,解决如何把国防建设需要与国家的经济条件和已有的工业、技术基础更好地结合起来,既能瞄住未来战争的基本需要,又不过多占用国家宝贵的建设资金,把有限的财力用在解决最紧迫的问题上。以此为指导,从“一五”计划开始,均衡发展也成为我国统筹军事建设布局和区域发展布局的重要原则。经过多年的布局调整和重点建设,国家建立起轻重结合的现代工业体系,形成以大、小三线为支撑的国防工业布局,战略、战役和战术后勤有机衔接的国家战略后方体系布局,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

  聚焦战略需求以军事建设布局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布局

  立足国际战略格局、国家安全发展大局,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明确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此指导和决策军事建设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布局,同时发挥军事建设布局对区域经济发展布局的溢出、牵引、带动作用,促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平衡兼容发展,是毛泽东统筹布局理论与实践的又一条重要经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以备战需求为牵引决策实施三线建设,在全国相关区域组织了一次空前的军事、经济大布局大调整,有力促进了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的同步提升。

  20世纪60年代起,美、苏争霸斗争更为激烈,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日趋紧张,我国面临现实的战争威胁。毛泽东经过审慎思考,认为中国必须做好对付美国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同时对苏联有所防备,充分准备独立作战和两面作战。1965年以后,中央逐步明确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并据此作出调整国家战略布局、进行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6月,毛泽东明确指示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大体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把屁股坐稳”。8月,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指示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随后的九十月间,中央召开会议,明确“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为: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

  梳理三线建设决策出台的前后背景可知,虽然直接目的和动因是准备打仗,但也充分考虑到国防与经济的统筹协调,在优先服务军事需求基础上,尽可能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和长期发展。从1964年至1980年的17年间,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入的资金超过2052亿元,国防工业布局重点放在我国战略腹地且距边境线较远的川渝、滇、黔、陕、甘、宁、青、晋、豫、鄂、湘、粤、桂等地区,我国逐步形成以三线地区为主、一二线地区为辅的国土战略空间布局,建成了支撑战争的稳固战略大后方。同时以军事建设布局为牵引,促进了沿海与内地的均衡发展,形成了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以道路交通、钢铁、能源、有色金属、原材料为基础,以机械电子、化学工业等为配套的门类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建成工业化国家的基础。

  因地制宜促进重点领域与重点区域布局有机结合

  统筹军事建设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涉及的重点领域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所聚焦的重点区域紧密结合,在一定国土空间范围内进行的国防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战斗力和生产力要素的重构重塑。回顾历史,毛泽东非常重视发挥地区资源优势,综合衡量不同区域地理、区位、资源、战备等基础优势,统筹决策和实施布局。

  三线建设时期,毛泽东亲自谋划和推动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选址和布局。毛泽东说,建不建攀枝花,不是钢铁厂问题,是战略问题。建设攀枝花,是因为当时探明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远景储量有96.6亿吨,可供工业开采储量达40亿吨,攀枝花近矿、近水、近林,炼钢炼铁各种辅助原料齐备,同时地处内陆腹地,地势隐蔽、地形险要,是建立战略后方基地的理想场所,十分符合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布局原则。1964年5月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毛泽东提到攀枝花钢铁厂时表示: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1964年8月24日,正当钢铁基地选址工作陷入停滞时,毛泽东果断指出: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在毛泽东决策部署下,1964年9月, 攀枝花基地调查小组编制了《攀枝花矿区总体规划草案》,并于1965年正式展开建设。从1965年到1970年,攀枝花全市建设投资总额为14亿余元,其中生产性投资占比90.39%,这一基地也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钢城。

  1964年,在毛泽东决策部署下,经过反复调研和慎重研究,国务院基本形成重点领域与重点区域相结合的三线建设总体布局方案。如国防工业领域,重点安排在川渝建设核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在川渝、贵州、陕西、湖北、湖南建设歼击机、中型运输机和水上飞机科研生产基地,在重庆建设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等;机械工业领域,重点安排新建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和山西重型汽车制造厂,在成都、重庆、昆明、贵州、甘肃等地新建仪表厂、轴承厂等。从1964年至1980年,通过因地制宜、区域和领域结合的统筹布局和配套建设,我国依托不同区域建成了一系列战略后方基地、国防科研基地、原材料供应基地、工业生产基地等,很多直到今天仍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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